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1987年出生于重庆农村的艺术家陶辉，总说自己的艺术之路跟很多从小就浸淫在艺术环境里成长的圈内人不太一样。
“我一个农村小孩经历了到镇上、县城、重庆，最后到了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一路上见证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我的经历建构了我现在的创作。”他的影像作品呈现了一种现实主义与幻想交织的氛围，用市井的方式讲诗意的人和故事、讲时代的留痕和烙印、也讲大众媒体和当代人之间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艺术家陶辉肖像照近期，陶辉的大型个展“热辣辣的痛楚”在阿那亚艺术中心展出，他从2013年至今创作的18件作品，都被放置在特定的场景设定中，分散在5个展厅之中，试图带着观众走进他所创造的有关文化历史、社会现象和身份认同的世界。
开展之初，我们和这位敏感而害羞的“大男孩儿”聊了聊他的创作和生活。陶辉，《唯一具体的人》（2018）“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走进展览，许多观众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晦涩难懂的影像艺术，在特定的场域和排布之下，可以在你走进展厅的瞬间就“入梦”。在巨大、昏暗、空无一人的、类似圆形剧场的空间里，《唯一具体的人》在上方一个小小的屏幕上自顾自地播放。
极空旷的空间与极小的屏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作品的题目形成了视觉上的互文。展题 “热辣辣的痛楚”来自于陶辉撰写的短篇小说《蟾钟》里的一句话，是对主人公某个状态的形容。
“阿那亚艺术中心的馆长张震中觉得这句话很能代表我的创作和整个展览的意图，就拿来做了展题。”陶辉说。陶辉，“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白色建筑》（2019）“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白色建筑》是之前从未在内地展出过的作品。
艺术家把一个类似数据中心的操控指挥台搬到了美术馆。上方是一纵排开的四个屏幕，下面的柜体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样式，百叶窗和吊脚的结构让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建筑。其中，有些百叶窗是可以打开的，也有些就只是镂空。屏幕上播放的是关于壶口瀑布和安塞腰鼓的纪录片，但我们听到的却是瀑布和非洲鼓的声音，与画面完全是错位的。
“它很像一个二手信息的集聚地，收集到很多信息，通过梳理计算，然后再给下一个基站发送信号的感觉。我想表达的是，在当代我们接受到的很多难以分辨的、不明确的信息。”陶辉告诉我们。陶辉，《无题（风杯）》，2017陶辉，《无题（风杯》（2011）“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风杯’是拟人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当代人的写照。”
陶辉说他一直会在路边的电线杆或者是建筑物上看到形状不一的风速记录仪，每天随着风不停地旋转，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但实际上它又是在记录风向和风速。艺术家将这些风杯做了一些改造，加了一些小镜子在里边，如果有阳光的话，它会像迪斯克球一样，不断地把光源反射出来。他还又加了一些金属的链条，让它看起来就像挂了装饰的圣诞树一样。
“这是我当时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写照，我们可能偶尔也会在转动的时候发出光芒或者光彩，但是实际上你就在那，一直毫无意义地不停转着。”陶辉，“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坠落》（2022）“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展厅中，这件有些“血肉模糊”的蛇尾雕塑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雕塑被放置在一个拉着半遮半掩粉色PVC窗帘的白色舞台上，陶辉说这个空间是特地设置成这样的，“舞台会让这个作品比较有仪式感，让观众觉得它（蛇）是为了某一次表演而坠落，而不是常规性的操作。半开的空间制造了一种又开放又分离的效果。”。陶辉说自己对蛇有一种出乎常人的迷恋，这源于他小时候听奶奶讲的志怪故事和自己看《新白娘子传奇》的经历，他觉得蛇是很神性的存在，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可以被诠释成不一样的东西。
新作品《坠落》中，飞溅的蛇尾和肉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一种下坠的状态。
“去年新闻里也有报道坠机事件，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也尽量很真实地还原那种‘血淋淋’的状态。”陶辉，《无题（全息建筑06&07）》（2022）“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无题（全息建筑 06 & 07）》，2022《无题（全息建筑 06 & 07）》是艺术家之前就在做的“废弃的楼盘沙盘”摄影系列的延续，这次新作品中的沙盘是陶辉专门去阿那亚的一个楼盘的仓库里“淘”出来的。
“前几年房地产很热的时候，房地产商卖完一个楼盘，那些模型沙盘就会被丢在仓库里。但那些被丢掉的沙盘，在我看来是很值得去纪念或者保存的，我就用全息影像的方式去记录它们。”
“我们观看世界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想象，全息摄影实际上是平面的，但看起来像是立体的，你以为你看到了全部的信息，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平面。”陶辉说。陶辉，《拍摄之夜》（2022）“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拍摄之夜》是展览中，陶辉认为工作量最大的一件作品。
他把一档都市调解节目《金牌调解》作为蓝本，写了一个虚拟的调解现场与故事。陶辉觉得这种调解节目虽然有表演的成分，但有时候却比真实更真实。
“我们拍摄调解现场的中间出了很多状况，我的拍摄并不是只拍调解，而是拍摄整个节目制作的过程，包括节目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最后自己也要上去应对现场的突发情况。”我们在展览现场看到的就是被完全搬过来的来拍摄片场，仿佛我们也是这个节目的制作者，看到了失控的两位当事人，看到了整个狗血的故事，也看到了艺术家作为节目方出现在屏幕里调停矛盾。
整个体验充满了一种现场感和参与感。艺术家陶辉在少年时候的写生照陶辉对于这种下里巴人的市井气的喜爱，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我的生活经历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因为他们的工作调动，到了镇上，然后从镇上再到县城里。我在县城里读完了书，就去了重庆上大学。”陶辉说。陶辉，《跳动的原子》（2019）“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跳动的原子》，2019在重庆上完大学后，他和很多北漂族一样来了北京。
一开始是一边打工，一边给其他艺术家当助手，一边做方案和作品去投一些公开的比赛或者展览。慢慢的，开始有业内人知道他，认可他，找他做驻地项目和展览，他也就此走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
“我从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孩，一步步迁徙，最后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生活。也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陶辉，《奔放》，2021陶辉，《奔放》剧照，2022陶辉把这种对社会飞速向前滚动的状态，放进了他的作品《奔放》中。作品中，女孩穿着轮滑鞋，一直不停地在各种场景里穿梭。
“轮滑是我们我们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一种运动，当时它刚刚加入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而穿上轮滑代表着一种加速度，刚好也跟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有关。”陶辉说。在影片中，女孩一直在哼唱着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些校园民谣，而这种民谣的热潮实际上在当代已经衰退了。轮滑的加速与民谣的衰落隐喻着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中，人们所面临的环境带来的精神压力，是一种冲突、一种迷茫。
陶辉，《奔放》剧照，2022在拍摄的片场，陶辉的朋友曹艺小在一旁拍了大量的有电影感且有画面感的剧照。但它们与影片又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剧照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叙事。在作品里，女孩一直穿着轮滑鞋在游荡，她穿过的那些场景，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影视作品中，都非常常见。
“比如我们经常看宫廷剧的场景，红墙黄瓦皇城古建筑。还有民国时代老上海的场景，以及比较现实的场景，博物馆、科技馆的施工工地等等。”陶辉，《奔放》剧照，2022陶辉告诉我们，为了找影片中合适的女主角，他用了很长的时间。
“我找了很多演员，都不是很合适。因为条件实在是苛刻，首先她要有一种迷茫的年轻女孩的感觉，要会轮滑，会唱歌，台词功底还要很好，因为台词特别拗口。”后来一个契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了在多伦多学表演的郅惠，结果一拍即合。
“一见面我就觉得她的气质很符合我的想象，业务能力也很好，拍摄完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陶辉笑着说。陶辉，《一个人物与七段素材》（2015）“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一个人物与七段素材》，2015“我小时候看的像《雪山飞狐》、《新白娘子传奇》等等一类的影视剧还蛮多的，对我来说，那是最早的开始接触影像艺术。
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些欧洲的电影。”陶辉说。很多人都觉得陶辉的作品里有种肥皂剧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欧洲导演阿莫多瓦电影中琐碎而戏剧性的东西很像。
“我的确是很喜欢阿莫多瓦，他对我的启发性很大。”陶辉，《类似装扮》剧照，2021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像他在伊朗当驻地艺术家的时候拍出的《德黑兰的黄昏》，这种讨论深刻社会现象和社会议题的；也有像《类似装扮》这样，直接在抖音上发布，根据最“入时”的抖音上的视觉装扮所拍摄的竖屏短剧。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告诉我们，在职业生涯的走向上，《德黑兰的黄昏》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件作品，他被更多的人看到，有了更多的机会。
影片中，被各种社会框架束缚的伊朗女孩在私人汽车里重新演绎了香港已故女明星梅艳芳生前在演唱会上的一段与粉丝的对话。表现了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在相同的故事框架下，对爱情与婚姻的自由追逐之间的异同。陶辉说在临交作品的前一个星期，他还在伊朗境内漫无目的地旅游，毫无创作的头绪。
“我坐的大巴车行驶在戈壁滩上，夕阳照到了邻座女孩的身上，当时我的耳机里正在播放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突然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了。”陶辉说。陶辉，《演技教程》，2014而《演技教程》对于他个人而言，是极有意义的节点。从这件作品开始，他开始思考表演和大众传媒、观看和被观看之间的关系。作品的灵感则源于他跟妈妈的一次聊天。
“我妈当时特别喜欢看湖南台的电视剧，看完后又老是去效仿那些电视剧里的行为。我让她不要老看这些，我妈说‘其实不是我在模仿电视剧，是他们在拍我’。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跟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他们在记录我们，还是我们是在模仿他们。”陶辉说。陶辉有着敏感的情绪，轻声细语间似乎带着某种艺术家群体共有的落寞，但同时，他又充满了烟火气，毫不避讳地说自己爱看手机，爱刷短视频。
“我觉得不用刻意去回避，或者带着敌意去看新鲜事物的出现，而是要心安理得地去接受它。”他告诉我们，自己在有拍摄任务和没有拍摄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状态。没有拍摄工作，比较清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待在家里，早上起来回复一下邮件，自己做个早饭。中午他甚至会自己去菜市场买点菜，再回家做饭。
下午再做一些案头的工作。艺术家陶辉在剪辑中“有拍摄任务的时候，整个那一段时间我都会特别焦虑，心情特别紧绷，也肯定不会自己做饭的，每天可能就外卖什么的随便吃一点。”陶辉说拍摄一般都只有1~2天时间，而现场的很多突发事情是他完全没办法控制的。
“很可能是你进了场地，突然不让拍了，或者是演员和工作人员在时间安排上有问题，衔接不上等等。”也许正是这种拉扯，造成了他偶尔在创作过程中会发生的“emo”。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不是创作本身，而是保持情绪稳定。如果创作中途我突然情绪不稳定了，就会直接不想创作了，只想把项目搁置，然后跟外界失联。”陶辉在拍摄现场工作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会铆着一股劲儿，把事情完成的人。他对自己的形容也很准确：“随性而又坚韧”。他在制作影片的时候角色非常多样，是制片人，又是导演，还得自己负责写剧本、选角。
“因为我想掌控的东西比较多，拍的东西跟一般的影视作品流程还是不太一样，因此很多临时找的现场工作人员，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意图，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解释一些东西。”陶辉说。陶辉，《谈身体》（2013）“热辣辣的痛楚”展厅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摄影：孙诗陶辉，《从四川到深圳》，2017也因为陶辉的作品大多是影像，其实与近年来新兴的元宇宙、NFT，以及AR和VR有关的东西靠的很近，我们问起了他是否有相关的计划，但艺术家却说自己并没有这样想过，这也和他本身心里预设的，希望观众观看他作品的方式有关。
“虽然说我创作影像，还有一些跟虚拟有关的主题，但是我觉得我创造的东西都是物理性的，比如说一些录音的装置，是需要观众去展厅感知的。观看本身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仅只是用眼睛，它可能要用身体去体会。”陶辉说。陶辉在拍摄现场工作陶辉在温哥华Co-op 电台筹备声音项目作为一个80后的艺术家，陶辉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但他在谈话中，始终亲和、谦逊、日常化，甚至让我们有一种在和朋友聊天的感觉。他把那些敏感、负面、焦灼的情绪，对大众媒体的反思，对生活诗意的追求都做成了作品，这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反而能做一个平和、有烟火气的人。当我们问到他希望观众看完他的新展会有什么感受，他笑着说：“他们如果能坚持着看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编辑：黄夕芮图片鸣谢艺术家、马凌画廊与阿那亚艺术中心